導演

　　在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中，收藏有張裕創始人張弼士致盛宣懷的一封信，寫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(1895年4月26日)，信封以中英文書寫，發自“檳榔嶼領事署”，張弼士當時身兼清政府駐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(今馬來西亞檳城)領事。在信中，張弼士對張裕試制的葡萄酒描述道：“惟該酒做出初年，必須落窖，以一年為期，第二年始能裝罐，次第開售。”也就是說，張弼士早在1895年就準備實施“在酒莊裝瓶”，遠早於法國波爾多木桐酒莊莊主菲利普男爵在1924年首倡“在酒莊裝瓶”。木桐酒莊在1926年建成酒窖，而據《張裕公司志》記載，張裕公司早在1894年就動工興建酒窖，耗時兩年建成；後經兩次改建，自1905年竣工後至今仍在使用。
　　張弼士給盛宣懷寫信的主要目的是：“查該酒如自己專做，利源確有把握。必須憲台與北洋大臣斟酌，奏準奉天、天津、山東三省，他人不得再運機器冒效爭利，或五十年或三十年；試辦免餉，或十年或五年。一俟著有成效，然後計各酒承本之多寡，核定額稅之等差。”至於憲臺大人對張弼士所托之事辦得如何，盛宣懷的《思惠齋函牘留稿》收錄的光緒二十一年四月《上北洋大臣王文韶稟》稟稱：“職道前在東海關任內，查得煙臺、天津、營口等處所產葡萄可照西法釀酒，曾與廣南檳榔嶼領事、三品銜候選知府張振勛(筆者註：張弼士的別名)籌商釀造，並於上年延請酒師到煙試造，盡合外洋銷路……現擬在煙臺地方建一酒廠，曰張裕公司，集華商資本採辦煙臺、天津、營口三處葡萄及所種水果釀酒出售……擬請援照西例，該廠既設，準其專利三十年，凡奉天、直隸、山東三省地方，無論華洋商民，不准再有他人仿造，必俟限滿，方準另設。並準以運酒出口之日起，準免稅釐三年。”
　　張弼士給盛宣懷的信中，還描述了當時的生產準備：“又查做酒桶之木料，牛莊可採，惟木匠須由外洋雇定；裝酒箱之木料，可用福州杉木；玻璃酒罇，宜由自己分別做好；塞口軟木及錫皮，宜寄泰西祖家採買。”這段文字明確地記載了張裕當時擬實施的後期生產工藝，與如今的葡萄酒生產工藝及包裝方式完全一致。惟酒桶最終還是直接從國外採購，據1915年6月13日《紐約時報》刊登的特寫《“中國的洛克菲勒”張弼士》記載，張弼士率領的“中華游美實業團”考察田納西州孟菲斯市時，曾到一家橡木桶廠參觀，《紐約時報》描述道：“在孟菲斯，張先生和他的代表團成員被帶到一家橡木桶廠參觀，這家工廠已經發展了十幾年。他以前也買過該廠的橡木桶，但他是通過德國的一個經紀人，經紀人把桶板運到歐洲，然後製作成桶出口到中國，聲稱是德國上等貨。張先生髮現，直接向廠家下訂單，可以節省25%的費用，所以他立即下了一個大訂單。”
　　另外，在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中，還收藏有盛宣懷在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(1895年6月19日)給張弼士的回信底稿，信中提到：“葡萄在營口、天津亦可採辦，惟恐不能甚多，終以自種為上策。玻璃瓶若在各通商碼頭收取，價廉適用，亦可應不時之需。”但據《張裕公司志》記載：“清宣統元年(1909年)，在公司以東建起一座玻璃料器廠。玻璃廠有法國式、德國式、日本式熔爐各一座，聘請法、德、日三國玻璃工程師分別主理。年計劃生產酒瓶100萬個至200萬個，每1萬箱酒需用14萬個瓶子，包括合理損耗(筆者註：一箱通常裝12瓶，1萬箱酒需用12萬個酒瓶，合理損耗預估了2萬個)。”這又是張裕實現“在酒莊裝瓶”早於木桐酒莊的一項重要史證，甚至直到目前為止，全世界自建酒瓶廠的酒莊恐怕也數不出第二家來。客觀地說，這主要是由於當時中國的商業環境和社會分工不像波爾多那麼完善，張裕不得不既做酒莊(種植和釀酒)，又做酒商(裝瓶和銷售)，所以歪打正著地超前於波爾多實現了“在酒莊裝瓶”。在理論上，“在酒莊裝瓶”既有利於保證葡萄酒品質，又有利於維護酒莊信譽，乃至後來成為法國葡萄酒行業的一項行規，在酒莊酒的酒標和軟木塞上通常印有“在酒莊裝瓶”字樣，作為酒莊的品質保證和信譽承諾。有趣的是，法國導演瑪麗安•薩羅還在10年前拍攝過一部故事片，片名就叫《在酒莊裝瓶》。文/陳耀明　　（原標題：張裕創始人張弼士致盛宣懷的一封信（圖））